​执两用中说预测——对运气与预测的若干思考

刘力红

编辑同志在对这部书稿进行认真的审校之后，为了使本书的出版更加圆满，向我提出能否运用运气对近几年甚或近几十年的气候及疾病情况做一预测。编辑的这个要求，既反映了他们对运气这门学问的负责精神，同时亦向笔者传递了当今学术界对运气学的一个认识思潮。确实，预测问题是运气的一个大问题，值得很好地认识研究，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恰当的认识，那么，运气学问的研究就很容易走向偏激。要么我们会沉湎于预测之中而不能自拔，要么就会因为预测的不灵而否定运气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笔者以为，上述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为此，亦愿透过预测这个问题来谈谈对运气的一些看法，以期就教于同道。

运气能不能用于预测？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清楚的。事物能不能进行预测，就看它具不具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律可循，这是预测的前提条件，如果具备了这个条件，就可以根据规律的变化次第，来对相关事物的未来做出预测。那么，运气的系统里面是否也具有这样一个可供预测的基本条件呢？让我们看一看运气七篇中的《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帝曰：善。五运气行主岁之纪，其有常数乎？

岐伯曰：臣请次之。

甲子　甲午岁

上少阴火　中太宫土运　下阳明金　热化二，雨化五，燥化四，所谓正化日也……

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此之谓也。”

这里谈到的常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常数的意义是什么呢？常者，经常不变也，常数，就是经常不变之数，就是相对稳定的因素。只要你是甲子（甲午）年，这个数都会是这样，都是：上少阴火　中太宫土运　下阳明金热化二，雨化五，燥化四。因此，只要“期”确定了，“胜复正化”也就确定了，这是相对稳定的，不变的，所以叫作“常数”。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运气的作者把常数摆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将其称作“要”，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在运气的七篇大论中，中运、司天、在泉、六步客气，以及它们各自对应的气候、物候、病候等，都属于常数的范畴。有了常数，有了这个相对稳定的规律可循，预测的前提条件也就基本具备了，所以，我们说运气有能够预测的一面，这是有充分依据的。

王玉川教授在其所著的《运气探秘》一书中，曾运用运气的相关理论对发生在西汉197年间（公元前193年至公元4年）的65次灾害性天气进行了符合率的计算，计算的结果表明，65次灾害性天气与运气的符合率为86.1%，对此，王老深有感慨地说“毫无疑问，建立起一套能够对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做出解释，而又能够同长达197年内发生的65次灾害性天气对照，取得高达86%以上符合率的理论，不但在两千年前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即便在科学昌明的现代，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运气学说的科学性是不容否定的。”王老的上述研究，就深刻揭示和印证了运气常数所反映的一定干支纪年与天气变化的相关性是真实不虚的。

但是，有了这样一个常数的相关性，并不等于我们就能按图索骥地敲定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天气及其他相关变化。正如《易》所阐述的道理一样，运气系统也有两个并立的格局，一个就是常数的格局，一个是变数的格局，前者为不易，后者为变易。不易是相对的，变易是绝对的。变易者动也，故《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素问·六微旨大论》亦云“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所以，把握好运气应用的一个关键，就看我们能否很好地驾驶这个“动”，能否在常变两个格局里，执两用中。如果我们仅能用其常，而不能通其变，那当然会发现，按照运气学说的理论，灾害性天气应该发生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的年份，较之发生了的年份要多得多，从而得出运气学说“很不完善，很不成熟，只能用来解释已发生的反常气候，却不能作为预报气候变化的理论来使用”的这样一个结论。其实，上述这个结论并不是暴露了运气学说的严重缺陷，相反，它恰恰暴露了我们对于运气的认识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说明我们对于运气的理解过于机械，说明我们只会按图索骥，而不能执两用中。

为什么按照运气的常数格局，应该出现灾害性天气的年份，却大多数没有出现呢？这是因为在常数的格局之外，尚有一个变数的格局在影响着我们的天气变化。变数的格局有许多因素，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胜复”。可以说，“胜复”是影响反常气候乃至灾害性气候及其相关疾病是否形成的重要因素。如果胜复也能像常数格局中所描述的那样“久而不易，终而不灭”，那预测的问题就很简单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素问·至真要大论》里，黄帝就专门为此向岐伯提了问，“帝曰：胜复之动，时有常乎？气有必乎？岐伯曰：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这就明确地告诫我们，虽然胜复之气的变动时间在两千年前就已经为我们确定了，所谓“时有常位”也，但是胜复之气能否届时而至，那是不一定的。因此，我们还必须学会观察气的有无情况，做到有者求之，无者求之。有这个气来，当然就时气相应了，我们的预测就有可能应验。如果没这个气来怎么办？这就要牵涉到病机的问题，这就牵涉到运气中最重要的运用问题了，这个问题我们放到下面谈。

气的有无，气的至与不至，如何观察呢？七篇大论为我们定出了一系列很具体的指标。根据这些指标，我们就可以确定气的有无盛衰情况。在这些指标的观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需要奉行，就是同化原则。《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岐伯曰：气用有多少，化治有盛衰，衰盛多少，同其化也。帝曰：愿闻同化何如？岐伯曰：风温春化同，热曛昏火夏化同，胜与复同，燥清烟露秋化同，云雨昏暝埃长夏化同，寒气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运六气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什么是同化呢？凡遇风温之化，不管它出现在什么时候，都将它与春化或厥阴认同，凡遇热曛昏火，亦不管其出现于什么时候，皆将其与夏化或少阴、少阳认同，以此类推。其实，在运气的七篇大论中，同化这个概念是一个真正具有“同化”性质的概念，运气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归纳到“同化”门下。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所说的“三气之纪”实际上也就是谈一个同化问题，只不过它将每一同化族分为太过、不及、平气而已。有了同化这个原则，运气就可以变得十分活泼，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观察六气的盛衰多少，从而在常数这个格局的背景下，根据六气的胜复规律，真正做到“谨候其时，气可与期”。

从同化的意义及其所摄篇幅，我们还可以看到，运气七篇虽然告诉我们某年某时的运气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它所对应的气候、物候及病候会是什么，可是运气七篇更多告诉我们的却是如何具体地识别六气，以及如何确定六气的盛衰。这说明了我们对于天气及其相关的物候、病候，并不能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而必须根据运气所给出的原则，来进行不断的观察调整，这是我们学习、研究运气所必须禀承的一个基本精神。

除了我们上述所说的这个变化格局，使运气记载的许多本该发生灾害性天气的年份实际没有发生外，平气更是影响灾害性天气发生的重要因素。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胜复是导致灾害性天气的重要因素，而胜复之所以发生，又与运气循环过程中的太过、不及密切相关。太过则胜彼，不及则彼胜，而有胜者，其必复之，随着胜复的这个恶性循环，灾眚也就随之而生。故《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岐伯曰：运太过则其至先，运不及则其至后，此候之常也。帝曰：当时而至者何也？岐伯曰：非太过非不及，则至当时，非是者眚也。”非太过非不及是为平气，而“非是者眚”，说明平气之外的太过、不及就是灾眚发生的年份所在。为什么平气之年不遭灾眚呢？这是因为平气之年德政和平，所胜不复之故，即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所云：“故曰：不恒其德，则所胜来复，政恒其理，则所胜同化。此之谓也。”不恒其德者，是有太过、不及也，故所胜来复，政恒其理者，平其气也，故所胜同化。为什么在有余而往，不及随之的五运循环中，还会出现众多的平气呢？这里面恐怕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上天的好生之德应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在天人相应这个关系里面，除了天对人的影响之外，人的行为、人的意识同样会对天产生影响，所以古人要劝民以修德，民修德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易》曰：“自天佑之，吉天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所谓顺者，就是尊重自然。今天，我们正竭尽所能地破坏地球、污染环境，视自然如儿戏，故而平气渐少，灾害渐多。所幸现在全球已逐步意识到这个问题，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平气的概念实际上已经包含着运气的治疗思想，用药物或其他方法来产生平气效应，这就是中医治病的基本精神。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所说的那样：“帝曰：善。平气何如？岐伯曰：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另者，四时的变化是由日、地关系确定的，而运气的循环则更多地受星、地关系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受岁星、荧惑星、镇星、太白星、辰星的影响，即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所言：“帝曰：夫子之言岁候，其不及太过，而上应五星。”五星的变化不但决定运气的变化，而且往往星的变化在前，气的变化在后，所以要做好运气的观察，要做好运气的预测，不明天象，不知观星望气是不行的。《素问·气交变大论》在谈到星象的观测时说：“应近则小，应远则大。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即发也。小常之一，其化减；小常之二，是谓临视，省下之过与其德也。德者福之，过者伐之。是以象之见也，高而远则小，下而近则大，故大则喜怒迩，小则祸福远。岁运太过，则运星北越，运气相得，则各行以道。故岁运太过，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则色兼其所不胜。”很显然，上面的这些论述，已经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是牵涉到很具体的技术操作，也就是笔者在跋文中所说的实证手段。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学术界，看一看研究运气的学者们，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能不能根据五星的变化来预知其所应？我们能不能以象来推见阴阳？如果我们不能，那我们又凭什么来给运气下一个“能够预测或不能预测”的结论呢？

笔者在中医方面的修养还差得太远，尤其在实证手段方面尚待明师指点。但，笔者有一个恳切的意见想提出来供大家参考，那就是对于传统的学问，特别是经典的学问，在我们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尚不能做到一眼见底的时候，宁可存其疑，而不可贸然下结论。存其疑，我们尚有通过努力，有望解决的一天，若结论已下，那就没有机会了。

现在我们暂将运气放下，来谈一桩往昔的故事，记得还是念博士的时候，在阅读张仲景的越婢汤时，总觉得前人的解释有问题，如吴人驹的解释，他将“婢”作“狭小”解，谓“越婢者，发越之力，如婢之职狭小，其制不似大青龙之张大也”。而章虚谷等则干脆将婢改为脾，以为是传写之误，越婢即越脾也，取发越脾气通行津液之义。大家知道，越婢汤是治“风水”的方剂，发越脾气也好，发越之力狭小也好，这些与其治风水的作用又有些什么必然的联系呢？似乎没有。所以当时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存疑为妥”。一日，正寻思易理，当思及后天卦之巽风门下，突觉于越婢之义豁然贯通。越为发越似无疑义，婢之义何在呢？《说文》释曰：女之卑者也。在八经卦中，乾坤二卦为父母，故有乾坤生六子，三男三女之谓。在六子卦中，又据确定男女之爻所居位之尊卑，而有长、中、少之分。以三女为例，巽（[插图]）卦阴爻居最卑位，而为长女；离（[插图]）卦阴爻居中位，而为中女；兑（[插图]）卦阴爻居上位，而为少女。是以三女之中，其最卑者，为巽也。故女之卑者，非巽莫属。长女是不是女之卑（婢），不但易象中有明证，我们看一看现实家庭中的长女地位，也能得到很好的说明。过去男子娶妻，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遵循，就是“妻要娶长”。为什么呢？长女在过去的家庭中，其地位是长女代婢，什么事都得做，所以什么事都会做，娶一个这样的妻子，男的当然就可以当大老爷了，这也是一段笑话中的实话。既然巽为婢的这个关系确定了，而巽于后天卦中，又处东南之位，经云：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东南不满，众水趋之，故多水也；巽卦主之，故多风也，故东南者，风水之地也。这就很清楚地划定了婢的风水含义，越婢，就是发越风水，《金匮要略》以其治“风水恶风，一身悉肿”真可谓名副其实。

古人对于经典的认识是：一字之安坚若磐石，一义之出烂若星辰。虽然在经典意义的巧用上，是可以推而广之，触类而长之，但是，在一些原始文字及原始意义的确定上，却是容不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

好，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运气，来探讨一个与运气的应用最相关切的问题，就是病机问题。运气的七篇大论，所涉及的内容各有侧重，但是关于运气的具体应用，则主要集中在《素问·至真要大论》。谈运气的应用而以“至真要”来命名，说明运气这门学问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如何运用，如何实践的问题。而它的价值、它的科学性，也完全地体现在这个过程中。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经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应，犹拨刺雪污，工巧神圣，可得闻乎？岐伯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在这里，黄帝首先谈到了中医的疾病观，中医所谓的疾病，其起始的原因都是由六气引起的，虽然，我们看到的许多“内伤”杂病，看起来与风寒暑湿燥火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实际上仍然是由六气这个起因变化发展而来。对于这样的疾病当然应该遵循经旨，用“盛者泻之，虚者补之”的方法来治疗。但是，为什么方士运用这个方法去治疗疾病，却达不到完满的疗效呢？黄帝就此问题请教于岐伯，并且迫切地希望得到一种如“桴鼓相应，拨剌雪污”的工巧神圣方法。对此，岐伯的回答是：“审察病机，勿失气宜。”审察病机，勿失气宜，这个回答显然是为了打消黄帝的一个疑问，我遵循经教的方法教方士治病，为什么方士用起来还不是十分的灵验？是不是“百病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的这个说法有问题呢？岐伯的这个回答，不但进一步肯定了上述这个说法的权威性，而且也暗示了方士用之之所以未能十全，恐怕就与没有很好地注意气宜这个问题有关。

在澄清了上述疑问之后，黄帝又进一步地问道：“愿闻病机何如？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上述的病机应该是学习中医再熟习不过的内容了，其中五脏的病机各占一条，上下的病机各占一条，火热的病机九条，风、寒、湿的病机各一条，共十九条，习称十九病机。十九病机中，五脏的病机比较容易理解，它除了说明五脏的一般病变，也预示了五脏病的最后归属。上下病机，王冰注为上下焦，余意以上责于司天，下责之在泉为妥。火热病机所占凡九，是病机的一个重头戏，也是古今议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其实，火热为心君所主，《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故强调火热，即强调心主，强调心主，即强调十二官。而后世刘守真以之为据，演出寒凉清火一派，恐怕还是有待商量的。

病机中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燥气的问题。既然百病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何以病机之中五气皆具，而独遗一个“燥”呢？这个问题的确不好谈，但，有一点笔者认为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遗燥不谈，绝不是岐伯的疏忽大意，而必另有原因。刘守真不辨其因，匆匆补出一条“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虽说圆成了六气，但，总觉得此举有些想当然，有些画蛇添足。

运气虽分厥阴风木、少阴君水、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但六者之中，又以水火为要，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水为生命的组成，是生命活动最重要的要素。所以，现代科学在考察其他星球是否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时，要首先考察有没有水的存在。但是，要使水能够成为生命的要素，还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水必须是活水，必须是循环的水。而水要能够循环，就得有动力，很显然，火就是促使水能循环的动力。水本静下，而火蒸水动，则能使之循环，湿，便是这一循环的表现形式。然欲使其循环能周流六虚，以滋群生，还必须借风之流动，是以六气之中，有厥阴风木。阴阳者，天地之道，而阴静阳躁。东南春夏阳火用事，动躁为其主导，故水液循环之势旺，故东南春夏亦多湿；西北秋冬阳火收潜，阴气用事，静为主导，水液循环之势相对为衰，而水液循环的相对衰止，其表现形式便为燥，故西北秋冬多燥，而六气之中亦有燥金配之。由此可见，六气中的燥气，只是火蒸水动这一循环过程中的副产品，言水言火，燥在其中矣，故不必另立燥门。岐伯之不言燥者，良有以也。

在上述问题明确之后，一个更加具体、更为关键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天下的疾病如此众多，而我们的病机只有十九条，能否用这非常有限的病机，去说明这众多的疾病呢？对于这样一个预料中的问题，岐伯引用了《大要》的一段经旨来回答：“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岐伯引用《大要》的这段话，我想至少可以说明这么几个问题。其一，病机的包容性及机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必须谨守，必须各司其属；其二，要想使病机的上述特性得到充分的运用，则必须在五胜的原则下，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其实，病机十九条是谈一个常的问题、一个简的问题，而把握了有、无、盛、虚的求责，我们就可以以常通变，以简驭繁。那么，这个有、无、盛、虚究竟是针对什么而言呢？按照《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述的“谨候气宜，勿失病机”“审察病机，勿失气直”，说明这个有、无、盛、虚是针对两方面而言，其一针对病；其二针对气。针对病，乃言人，针对气，乃言天地。这就是《上经》所谓的：“夫道者，上知人事，可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以长久。”这就说明病机的运用，牵涉到了三知的问题，所以是一个长久之道。

谈论病机，还必须注意到病机在句式方面的共同。十九病机中，凡言病者都以“诸”为首，凡言机者都以“皆”为首，“诸”“皆”相应，说明“病”“机”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一定的，是不容改变的。有其病，则必有其机。如“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即有禁鼓栗，如丧神守之病，则必有火之机，有痉项强之病，则必有湿之机。余者依此类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上面所谈的病机相应是决定的，但，病机相应，是不是就等于禁鼓栗，如丧神守的病就一定是火热之邪引起？痉项强的病就一定是湿引起的呢？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病机，那有、无、盛、虚的求责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我们说病机相应，是指像“禁鼓栗，如丧神守”这样的病，是必定与火相关的，而这个相关可能是有，也可能是无，可能是盛，也可能是虚。如果是有，我们就按照有去求它，采用甘寒的方法来进行调治；如果是无，那我们就应该找出无的原因，是水寒太过导致火无，还是母气不足导致火无，找出这个原因后，我们就无者求之，采用相应的办法来处理；如果是盛，那当然要盛者泻之；如果是虚，就得虚者补之了。而怎样来确定这个有、无、盛、虚呢？岐伯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原则：物生其应也，气脉其应也。

从病机的这个相关性，我们知道，病机之间的架式是一定的，是不变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相对固定的架式可依，那对疾病的认知将会流散无穷；而另一方面，对病机相关性的有、无、盛、虚的求责，又是灵活多变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变动的格局可循，那对疾病的认知又将陷于胶柱鼓瑟之中。

今岁戊寅为纪，按照常数的格局应该是：上少阳火，中火运太过，下厥阴风木。如果今岁内，特别是上半年，火热偏盛，且又出现“热瞀瘛”“禁鼓栗，如丧神守”等病变，如神经系统之病变。那么，这些病的出现是与年之所加相符合的，这是有与盛的表现，有余偏盛，当取泻法。以今岁上半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西部地区气候偏温热，尤其三气以来，拉萨持续之高温，为历年同期所少见，这是火施阳明，其应在西的表现。在病变方面，素有肺病的患者，今岁的发作机会就比较多，而死于脑系的病变，也可能会较往年明显增多。这是谈有与盛的一面。而从另一方面看，上半年北方地区的气候反不为热，特别三气以来，北京常有凉夏之感，这说明了在胜火之位出现了胜火之气。但今岁毕竟是戊寅主岁，因此，这个暂时出现的“无”和“虚”，必定会有复气应之，所以，今岁入夏以来，我国的较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华东、华南出现降雨量之大、降雨时间之长、降雨范围之广，都有破记录的趋势。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云：“凡此少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正，地气扰……三之气，天政布，炎暑至，少阳临上，雨乃涯。”据中央气象台报道，今岁江西、广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水位线都超过历史纪录，这不正是“雨乃涯”的真实写照吗？所以我们说“谨候其时，气可与期”，并不是说这个三之气到了，就必定会有一个少阳火的来临，还不是这样简单，这个少阳火有可能来临，有可能偏盛，但也有可能不临，有可能偏虚。不过，在这个不临与偏虚的后面，必定会另有原因，另有胜复的规律可循。我们根据这个胜复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今后一定时期的变化。总之，只要我们把握了“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这个武器，我们就能于常中知变，于变中守常，执其两而用中也。

文行于此，又占去不少篇幅，尽管编辑一再强调“文不厌长”，但，笔者还是有自知之明。于实证方面不能观星，不能以象见之，气脉方面的功夫又难说已经入门，光凭文字的见解，就只能“纸上谈兵”了。故而所言是对是错，诚不能自知。唯从编辑之命，作此勉强之文，期作引玉之石吧。

戊寅三气于邕城之宁玛书屋

——2023.09.20.xz.录自《开启中医之门》